编者按
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1984年出版的《大趋势——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》中，曾经根据社会信息化的程度，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区分为农业社会、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三个阶段。并认为信息社会始于20世纪50年代，并将改变全球社会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，即1956年美国就业结构中，白领人数第一次超过蓝领，以及苏联在1957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，开辟了全球通讯的“地球村”时代。
未来学家的远见卓识虽准确地预测到了人类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前景，却忽略了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系统日趋脆弱的本质。卡特里娜飓风、印度洋海啸、南方冰雪灾害、汶川大地震、缅甸洪灾等巨大自然灾害，让我们发现人类在“人定胜天”的口号下取得的进步，只不过是在大海边捡到的几颗石子，远没有接触到大海的深邃。信息社会的高度信息依赖，使得我们在信息通道断绝后感到空前无助；信息爆炸、真假信息充斥，往往让我们难有清晰的判断力。这些问题在这次“汶川大地震”中得到充分的验证。或许，社会学家乌尔里希·贝克的“全球风险世界”理论更具解释力。更为主要的是，现世的、肤浅的、泡沫式的信息充斥，使我们失去了制度化沟通古今的能力，全球化带来的信息同质化也让我们产生集体困惑，美国学者塞缪尔•亨廷顿的“我们是谁”、“我们来自哪里”、“我们要去往何方”，成为后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普遍的公共追问。“汶川大地震”使我们依稀看到灾难中唤起了沉睡已久的民族共同记忆信息，以及由此产生民族认同的强大力量。
为此，本期围绕上述主题组织了三篇文章，第一篇是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刘钧儒的《加强巨灾应急通讯系统建设的对策》。全文从“汶川大地震”所造成的电讯信息中断问题出发，提出在应急通信网、应急减灾救援通讯网两个主要基础性建设的基础上，还应构建覆盖全国的固定应急通讯专网、卫星应急通讯专业网、专用数据采集网、无线应急通讯网的四网合一体系，以便形成移动与固网结合、天地一体、全球覆盖、坚强稳固的应急信息通讯网络，加强应急信息手段之间互通互联和信息终端的简便易用等。
第二篇是本基地专职研究人员、博士生胡颖廉的文章《汶川大地震中的公共信息传播及改进对策》。全文对“汶川大地震”以来的几个“典型性”传言进行了分析入手，提出了政府在现代信息条件下，如何通过引导、指导、监管等方式，确保灾害信息传播的真实性、全面性、有效性问题。
第三篇是本基地专职研究人员、博士后李明博士的文章《巨灾之后的国家仪式制度重建》。全文从“汶川大地震”后设置的全民哀悼日出发，提出了在进入后改革时代的今天，通过立足传统文化，借鉴国际惯例，全面重建我国的国葬、公祭、国家荣誉、国家标志等仪式制度的政策建议。依循规范化的国家仪式制度，满足公众在追悼亡人、褒扬英模、强化民族共同体认同等方面的心理需求。
